编者按：2010年3月6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杰出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谢宇老师来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为我们带来了一阵学术的清风。他先是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名为《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理》的学术讲座，其后欣然接受了院报记者的专访，就学术、个人经历以及对中国教育的见解进行了畅谈。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谢宇老师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与同学展开交流，为同学们耐心解惑，其言谈风趣谦逊，见解深刻且富含机智，实为大家之风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谢宇教授的学者风范已经深深折服了南燕学子，而我们的专访也为大家展现了谢宇教授更为丰富的一面。

 

一、学术篇

 

“科学之美在于简洁”

问：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多变量分析，我们应当如何进行筛选？

答：从历史上讲，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并不是通过数据来证明这个结论的，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日心说”更为简洁，因而他坚信，“日心说”能够更好地解释宇宙。这里面蕴含了一个基本的道理——科学应该是简洁的。事实上，科学之美在于简洁，我们不应当一味追求多变量研究。当然，引进变量是为了更加精确的解释，但是需要注意，在方程、变量和模型的选择上都应当保持简洁，要维持二者的协调与平衡。

 

“君子不器”

问：您如何理解科学与科学家的功能？

答：科学是一个很窄的领域，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和贡献，但它不是全部。我很敬仰思想家孔子，而孔子不是所谓的科学家；我也很佩服马克思，而他也不是科学家。但我们都承认他们是大家。孔子说“君子不器”，这个“器”字的意思大概就指向科学，一个狭窄的、可预期的、确定的方向。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也不是纯科学的范畴，这是智慧，在社会领域内智慧有时候可能比我们所谓的科学更有用。

 

真正的科学？

问：前面您谈到了社会科学，那么您认为社会科学是不是真正的科学？

答：社会科学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具有科学性，很难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程度。但是社会科学也在不停的努力解释着社会，不应该否认其科学性。不过，硬要社会科学成为一门完备的科学只能是一个理想。我本来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但是理想达不到，我就变成了现实主义者（哄堂大笑）。

 

定量pk定性

问：您是定量领域的杰出代表，那您能不能为我们讲一下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互补的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定性的研究方法很有用，但是它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即差异性问题。它与定量相比，更加受到时间、地域的局限，对差异性的分析更差。定性方法可以说是扩大而非缩小了差异性，也即调查的效果。但是也不能全部否定它，定性调查有三个好处，第一，例如毛泽东曾经进行的典型调查，使用的是“解剖麻雀”的方法，有一个恰当的选点，研究就能够取得很好的代表性。第二，能够解决定量调查难以测量的问题，例如，父母对于子女的负责与否，以及夫妻交流问题。这些用问卷很难真实考量，而靠观察更加有效。第三，定量调查离不开定性，对社会的具体过程的认知和定义必须是定性的，依靠定性的信息进入调查。定性调查用于洞察和探索方面非常有效，并且可以促进研究设计的发展完善。

 

二、  成长道路篇

 

喜欢与选择

问：您读大学的时候正值文革刚结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处于迷茫思考出路的时候，您如今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是如何得以“升华”的？

答：正如现在很多学生都有着种种迷茫和困惑，当时的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会如何，我甚至不知道何谓学术生活，更不要谈自己会最后成为一名致力于学术的教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经验，第一是要喜欢，其实学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追求，只有真心喜欢你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以前做过十几个领域的课题，都是出于兴趣而非为了名利，这样反倒更能做出成绩。第二，选择很重要，尽管选择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且选择是一种很主观的行为，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和诱惑，这一点我们要警惕。我自己是个很普通的人，并不聪明，但是正因如此才能够避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情况。其实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万事都是具有相通性的。

 

问：您能讲讲您是怎样成为密大教授的经历吗？

答：我是运气比较好（哄堂大笑）。其实现在我获得的名誉和地位远远超出我自己应得的，前面我也谈到，我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教授。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每条路又都通往不同的方向，最终会成为什么可能不一样，但是只要努力下去，都可以很好。

 

三、  教育篇

 

“学术需走出幕后，与政治脱轨”

问：钱永健先生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成功的科学家来自于开放的环境。在您看来，社会的开放程度与科学家的成就有无关系？就中国和美国而言目前有何区别？

答：学术创造性突破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目前中国的学术环境还需要努力提升，一个是政治的原因，再者就是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一直以来，中国社会讲求服从、统一、和谐，而这本身与突破性创造是有一定冲突的。中国现在的技术、经济、交通、生活环境都很好，但是学术水平与国际上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原因很多，例如管理制度和提升制度、意见机制和收入机制，这些对学者都有影响。历史上，西方的学者出身多是贵族，做学问是投入和单纯的爱好，不受政府的干涉，是很自由的；但中国的学者多为“官僚文人”，需要考虑自己的提升，而这经常造成了服从的后果。中国的学术需要走出幕后，与政治脱轨，真正独立自主出来。

目前在中国，这个状况已经在改进了，比如从国外引入人才，给教授较好的福利和比较大的自主权。

 

研究生分制——学术型与职业型

问：您对研究生的期望是怎样的？

答：中国的教育太具有阶段性，这是个缺憾。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再到博士后，形成了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贵贱之分。其实也不一定非要读到博士，自我感觉幸福就好，但国内的文化使人们很容易“比”，博士与硕士有了上下之分。而在国外，研究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研究型的，硕士和博士一起读，事实上博士的培养必须要从研究生开始才更有意义；另一种是应用型的。国内学生要读博士可能需要各种支持，来自父母的、朋友的、恋人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自己的选择。

应用型的研究生教育则可以是面向政府、医院、企业等的管理工作，这是一种专业性和职业性很强的教育。在美国有专业学校，例如教育、法律、商学、医学等等。专业研究生的数量会远远超过博士。其实在国外，教授与专业人员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在中国，由于缺乏国外那样两个方向的研究生教育细分，所以有的研究生从一入学就认定自己的非学术方向也并非是什么坏事，也不能单纯说他们功利，这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态度，也算是一种对制度漏洞的变通和弥补。

研究生如果选择做学术的话，要主动地学，要思考，要细致体会“对”与“不对”，但是也不能自己闷头冥想，要多与老师、同学交流。北大有很多很好的课程，这是国外也比不上的，这是长处。但是上课只是一种工具，自己的思考更为重要，要不断地设计和推敲。学术并不是做一个项目或者一项任务，学术应当为知识而知识，只能在长期的社会文明中发现其价值。例如欧几里德发明几何学，可能在当时并不是特别有用的，可以说是很奢侈的。学术也并非具体的任务，不在于其具有多少实用价值，其价值在于对问题本身的关注和解决。

 

“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不矛盾”

问：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一直以来有一个目标就是建立世界一流国际化校区，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理念的，怎样看待国际化与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面对现在全球化的潮流，真正优秀的大学比如北大就该有这样

的眼界和视野，这也是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建设的一个特色。我看到这一理念也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比如国际法学院，无论是管理还是课程，以及师资、资金的注入等等方面都是采用新的体制，与国际接轨的，这种新型的模式是一次很好的改善和尝试。这些尝试肯定会使得这里得到一个质的提高，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际化校区。

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不是矛盾的，自身的优势与精华肯定要保留，与此同时也要赶上时代的潮流，开眼看世界，学习和引进外面先进的东西。一所大学，一所研究生院，它的精髓在于所传授的知识，在于科学研究，而即使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科学研究和知识这样的东西应该是普遍的，并不随人们的意愿而转移，知识无国界。像国内外所做的一些中国研究，研究对象是本土的，但研究的方法和角度视野并不一定是本土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研究本身则需要超越这一具体。在保持本土精髓的同时是借鉴国际上的先进东西是一种极好的发展方法。相信北大深圳研究生院会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游刃有余，获得长足发展。

（文/葛文婕、白景雪）